湖湘文化卓厉敢死的大无畏斗争精神

一、湖湘文化卓厉敢死的大无畏斗争精神与《青春之歌》中敢于反抗，英勇斗争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

湖南人自古就以勇猛尚武著称。湖南在古代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之地，有楚蛮、南蛮、荆蛮之称，意指湖南民风强悍，桀骜不驯。先楚时期，中原王朝发动了多次征伐，但始终未完全占领南蛮之地。直到战国时期楚悼王“南平百越”，经过大大小小的许多战争才完成了对湖南的全面占领和征服。在长期的征战中，湖南人的勇武精神逐渐开始产生，并积淀和流传下来。战国后期，秦军攻破楚国都城郢，三闾大夫屈原在汨罗江怀沙自沉，以死明志。屈原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以及他留下的大量的忧国忧民的光辉诗篇，成为湖湘文化最早的源头。屈原以后，秦虽亡楚，但有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的说法。果然，二十年后，楚人刘邦、项羽率军攻破咸阳。宋代的湖湘学派，曾坚决地抵抗金兵、元军的南侵，潭州知府李芾荷戈登陂抗元，慷慨赴死。近现代以来，湖南人更以具有彪悍勇武精神和光荣革命传统著称。曾国藩创办湘军，经过十多年大规模的战争，终于剿灭太平天国运动，从而造成“中兴将相，十九湖湘”以及无湘不成军的局面。左宗棠年近古稀，为了收复新疆抬棺西行，体现了誓死捍卫中国领土的决心。戊戌变法时期，谭嗣同写下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两句后，慷慨就义。杨度的《湖南少年歌》有这样的句子：“若道中华果国亡，除非湖南人尽死”。辛亥革命时期，黄兴领导钦廉、上思起义，被孙中山誉为：“象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，还是你们湖南人做出来的。”　[3]袁世凯称帝以后，不足两千人的云南都督蔡锷率先举起武装反袁的旗帜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夏明翰高唱“杀了夏明翰，还有后来人”走向刑场。毛泽东曾说：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，被征服，被杀绝。他们从地下爬起来，干净身上的血迹，掩埋好同伴的尸首，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……”　[4]朝鲜战争爆发，毛泽东坚决要求出兵，湖南人彭德怀临危授命，毛泽东长子毛岸英随军出征，壮烈牺牲。这些优秀的湖湘人物身上，无不体现了卓厉敢死的大无畏斗争精神。

《青春之歌》简直是一座英雄群像，它的许多人物都具有敢于反抗，英勇斗争，不怕牺牲的精神。主人公林道静出生于一个封建大地主家庭，她在后母的打骂中养成了倔强和叛逆的性格。高中毕业的时候，她开始逃婚，到北戴河杨庄小学找表哥张文清，并在那里做了一名小学教员。在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影响下，她开始明白了抗日救国的道理，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。她的行动遭到了她的男朋友余永泽的反对，但她毫不畏惧，坚信她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。她说：“八字还没一撇，什么事也没做，　不过认识了几个新朋友，看了几本新书，就怕杀头！”；“从小的时候，我报定过志愿，——我要不虚此生。黑暗的社会不叫我痛快地活，我宁可去死！”她参加了纪念三·一八游行。卢嘉川被捕以后，她发传单，继续做革命工作。后来，她被捕了。她想到了死：“死，从小时候，她就多么羡慕像个英雄一样地死去啊！现在，这个日子就要到来了。”在共产党员郑瑾的教育下，她变得更加坚强和乐观。“我还不是发个党员，，可是我希望为党，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我的生命。”在狱中，她坚持斗争，最终获释了。出狱后，她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领导和发动了一二·九运动和一二·一六学生大游行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。她们赤手空拳地走向街头，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，向反动军警展开英勇的斗争，终于取得了胜利。卢嘉川也是一个敢于献身的英雄人物。他参加和领导了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示威游行活动。被捕以后，他领导了监狱的绝食斗争。他在狱中表现得很坚强：“他的双腿被老虎凳轧断了，十个指头被铁钎刺得鲜血涌流……，但是，任何敌人渴望得到的消息和秘密，没有从他嘴里透出一个字。”他最后牺牲在南京雨花台。女共产党员林红也是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。她在狱中坚持学习，唱革命歌曲，鼓励年轻的同志坚持斗争，最终被反动派秘密杀害。

二、湖湘文化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与《青春之歌》中的爱国主义精神

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特征。屈原是湖湘文化爱国主义和精神的最初源头和杰出代表。他的诗歌浸透对故土的深情眷念和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。楚亡以后，他觉得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，于是毅然慷慨赴水，体现了与祖国共命运的决心。屈原的精神和品格熔铸成激动人心的光辉诗篇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志士，“流风所及，化及千年”。[5]南宋时期，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宏、胡寅兄弟，就不满朝廷的苟安政策，屡次上书要求抗金。明末清初，清军入关南侵时，王夫之在衡山组织反清义军，失败后隐居荒山，垦身窑洞，“抱刘越石之孤愤”，专心著述四十年，表现出坚贞的民族气节。鸦片战争以后，民族危机空前深重，湖湘人士始终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最前列。魏源提出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左宗棠统帅湘 军收复新疆，陈天华写成《猛回头》等鼓吹推翻满清政府、抗击列强侵略。辛亥革命时期，黄兴领导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，蔡锷领导了护国运动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毛泽东在《湘江评论》上撰文：“天下者我们的天下，国家者我们的国家，社会者我们的社会。我们不说，谁说；我们不做谁做？”　[6]从井冈山的红旗到抗日的烽火中诞生的田汉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从左权将军“太行浩气传千古‘的浴血抗战到彭德怀率领志愿军赴朝对美作战，湖湘儿女在维护祖国统一，推动社会进步，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，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。

《青春之歌》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忧国忧民的精神。小说的背景是从一九三一年的九·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五年的一二·九运动。这段时期，正是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。一九三一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·一八事变，侵占我国东北；然后，日本关东军又进占热河，发动华北事变；一九三七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。在亡国灭种的关头，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压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。《青春之歌》主要写的是这段时期的爱国学生运动，爱国主义是贯穿这部小说的一根粗大的红线。以林道静为代表的一大批爱国青年，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，决心抗日救国，武装抵抗，他们向反动统治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，始终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。刚出场的林道静，就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。当她在杨庄小学听到日本占领东北的消息，第一个反应就是：“捏住报纸跌坐在凳子上。”看到同事李庭芝发表亡国的谬论，她含着眼泪说：“我想中国怎么也不会亡国的！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我们能叫它亡吗？”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，她不怕逮捕，不怕杀头，在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影响下，参加了纪念三·一八游行。她散发传单，抗议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，号召民众起来抗日。林道静始终思索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。“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，这心是在寻找祖国的出路，是在引人去过真正的生活。”后来，经过狱中的斗争和教育，她变得更加坚强起来，最终加入了代表祖国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。“当她深深地意识到，她的命运将和千百万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……这又是何等的幸福呵！入党以后，林道静认识到“挽救祖国危亡的任务凌驾在一切任务之上了”。她接受党的委托，去北大领导一二·九，一二·一六爱国学生运动，进一步唤醒群众，武装抗日。《青春之歌》还描写了一大批学生和社会人士的爱国言行。如卢嘉川说：“现在的情形确实叫人很激愤！叫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忍受不下去”。许宁参加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，王鸿宾教授参加了学生们的爱国游行。抗日救国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，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。在作者的叙述语言中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爱国主义感情的深情流露。如“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中国的东北，而现在，北平——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古都，竟也悄悄地无声无息地沦丧了吗？”小说中还穿插了许多爱国主义歌曲。如第二部第二章中的《五月的鲜花》：五月的鲜花，开遍了原野。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，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，他们顽强地抗战不息！这首歌既是作者的心声也是全民族的心声。

三、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与《青春之歌》中的务实精神

经世致用即经邦济世之意，强调致知力行，知行合一。湖湘文化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。屈原在《九章·惜颂》中说：“吾闻作忠以造怨兮，忽谓之过言。九折臂而成医兮，吾至今乃知其信然”宋代的湖湘学派注重经世济民，反对空谈理性。这一特点深刻地影响了湖湘文化的发展，以致明代王阳明心学、清代乾嘉考据学在湖南传播时都深深打上了经世致用的烙印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也强调知行统一，认为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。近代以来，面对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，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特征明显地凸显出来。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，将有实学斯有实行，斯有实用“的主张付诸实践，大力整顿吏治，兴修水利，主禁鸦片，改革盐政，经世功绩卓著。魏源为倡经世之学编辑《皇朝经世文编》，为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而撰《海国图志》。曾国藩、左宗棠为办学堂，开工厂等身体力行。黄兴为推翻帝制，屡败屡战，愈挫愈奋。杨昌济提出“学者务积功于实事实物”。[7]毛泽东则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的集大成者。如他提出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主张，对中国革命“要求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”，在延安时提出“实事求是”，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“等主张，解放后还写了《实践论》等。

《青春之歌》中的主人公林道静有较强的务实思想。这种务实思想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：一是反对读古书，二是主张革命救国。林道静非常反感男朋友余永泽整日沉浸在古书里。“一大叠线装书，排满了不大的三屉桌，读着读着，慢慢地，他也全神贯注进去了。”她尤其反感余永泽老里老气的打扮。“余永泽过去是穿短学生服的，可自从一接近古书，他的服装兴趣也改变成纯粹的‘民族形式’了。夏天，他穿着纺绸大褂或者竹布大衫，千层底布鞋；冬天是绸子棉袍外面罩上一件蓝布大褂，头上一顶宽边礼帽，脚底下竟穿起了又肥又厚象小船般的‘老头靴’。道静不喜欢他这样的打扮，老里老气，不像个青年人。”她还反对象余永泽那样沉迷于古书的考订而对时局、国家和社会漠不关心的人。“为了一个字，一个版本的真伪，他们可以掏尽心血，看遍所有有关的书籍材料。可是当爱国的人群就在他们的窗下呼号、搏斗、流血时，他们却可以心安理得地埋头不动……”　[8]与胡适的读书救国论相反，杨沫是主张革命救国的。她借书中人物罗大方之口说：“现在，老于，可别上当，光读书并不能救国的”

林道静接受了卢嘉川等共产党人革命救国论的影响，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著作和革命书籍。，终于走上革命的道路。她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站在了争取民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斗争的最前列。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，她发动和领导了一二·九运动、一二& middot;一六爱国学生运动，带领同学们走出课堂，向反动统治者做斗争，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在林道静的影响下，许多人加入了革命救国的行列。如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邓云宣也走出课堂，参加了游行队伍。

从以上几个方面，我们可以看出湖湘文化对杨沫小说创作的潜在而深刻的影响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[1]青年们爱读青春之歌[N].中国青年报，1985.

[2]杨朴.林花谢了春红[J].上海文论，1989.

[3]孙中山.孙中山文选[M].上海：远东出版社，1994：882.

[4]毛泽东.毛泽东选集（第三卷）[M].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1：650.

[5]李肖聃.湘学略[M].长沙：岳麓书社，1985：25.

[6]毛泽东.毛泽东早期文稿[M].长沙：湖南出版社，1995：390.